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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統治時期敦煌漢文便貸契問題的綜述

作者:第一論文網 更新時間: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敦煌出土的契約文書數量巨大、種類豐富,記錄和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時期中國西部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真實狀況。根據契約性質,敦煌契約文書大體分為買賣、便貸、雇傭、租佃質典、分書放書遺書,憑約、性質不明7類。對敦煌契約文書進行整理、輯校、分類工作比較全面、系統者,當屬沙知的《敦煌契約文書輯校》(1)。本文即在此《輯校》基礎上,輔以王璐的《<敦煌契約文書輯校>補正》(2)和張傳璽主編的《中國歷代契約匯編考釋》(3)整理、統計敦煌便貸類契約,并對契約年代紀年問題和契約內容中的借貸物以及出借方做一些相應的考證和研究。
  由于契約文書中便貸類文書所占比例最大,因而學界對便貸類文書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前人對便貸契約的研究,多把吐蕃統治時期與歸義軍統治時期連貫起來考察,這確實便于考察敦煌地區脫離唐中央政權后借貸經濟的發展變化情況,并可以把這些研究成果放入敦煌地區長時段研究層面中,以力求還原敦煌地區從魏晉直至宋代的歷史原貌。
  根據本文討論內容需要,筆者整理出能反映立約年代或是有清楚借貸物和借出方的吐蕃統治時期敦煌便貸契39條(4),其他時期敦煌便貸契37件。
  一、契約中所用紀年方式的問題
  這39條吐蕃時期便貸契中,有明確年代記載的有28條,其中27條是使用的十二地支紀年法,只有一條牒是用的干支紀年,且是吐蕃時期便貸契的第一份。而唐朝統治時期以及歸義軍時期的便貸契皆未出現十二地支紀年的情況。對于這時期敦煌地區地支紀年法,《敦煌學大辭典》中,“地支紀年”條解釋為:“吐蕃統治時期及晚唐時期敦煌習用的紀年法。吐蕃統治敦煌后,不用唐朝年號,使用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紀年方法(參見‘吐蕃紀年法’),漢人乃據傳統之干支紀年省去天干字,獨用十二地支紀作子年、丑年、寅年、卯年……張義潮起義歸唐,使用唐朝年號,恢復干支紀年,但敦煌使用地支紀年已成習慣,難以驟然廢絕,不時仍有以地支紀年者,下至五代,猶而可見之。”(5)也就是說,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由于是漢人聚居地區,所以采用傳統紀年方式。漢人傳統紀年方式是干支紀年,那為何敦煌地區不沿用干支紀年呢?為何要去掉天干而僅用地支紀年呢?
  關于這個問題,燕海雄在其碩士論文《敦煌吐魯番借貸契約比較研究》中有所論述。作者認為,在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地區百姓在實際生活中應用十二地支紀年,是因為“它(十二地支紀年)本身在吐蕃統治敦煌地區之前就存在過,只不過在吐蕃統治敦煌地區以前把它與年號紀年結合在一起”。吐蕃統治敦煌時候,為了消弭唐朝勢力的影響,把唐朝年號從紀年方式中抹去,因此在吐蕃統治時期的借貸文書中就只見十二地支紀年的形式了。“也就是說,十二地支紀年不是參照吐蕃的十二生肖紀年以后產生的。”作者認為敦煌地區原先就存在十二地支紀年的原因有三:一、作為敦煌地區近鄰的吐魯番地區有用年號+地支紀年的契約出現;二、歸義軍時期便貸契中有份北收43背《天復九年(909)杜通信便粟麥契(習字)》中有用到地支紀年;三、即使在吐蕃統治下,敦煌地區亦沒有必要新創造一種紀年方式,要么使用統治者紀年方式,要么沿用舊有的紀年方式。(6)
  對于以上論據,筆者認為都值得商榷。
  第一、根據作者統計,吐魯番借貸契約中,有明確紀年的契約有38件,其中以年號紀年的有23件,以年號+十二地支紀年的有15件。這15件契約均出現在唐統治吐魯番以前的高昌國時期,而唐于吐魯番建立西州過以后,均是用的年號紀年。
  唐朝于貞觀十四年(640)滅高昌,以其地置西州。至貞元七年(791)為吐蕃占領,唐朝直接統治這一地區長達150年的歷史。而這150年的時間里,都是使用的年號紀年法,即使有地支紀年的習慣,也已經是150年前了,吐魯番地區至吐蕃占領時還剩余多少地支紀年的習俗,應該是已經非常淡漠了,更何況以此推論對遠在千里之外的敦煌地區的影響,更是沒有太大說服力。而且與吐魯番地區相比,敦煌地區更靠近于唐朝統治中心區域,所屬歷史、民族構成、文化風俗都更接近于內地,因此應該比吐魯番地區更傾向于使用漢地干支紀年法。
  第二、燕海雄在其論文中引用的《天復九年(909)杜通信便粟麥契(習字)》中原錄文為:“□天復九歲次己巳十二月二日,杜通信今緣……。”其中“天復九歲”與“己巳”是使用的年號+干支紀年,不是年號+十二地支紀年。此件只能說明敦煌地區的傳統紀年方式是年號或是干支,這也是符合中原傳統的紀年方式的。而另一份契約,P.4053背《辛丑年(821)龍興寺寺戶團頭李庭秀等請便麥牒》,則表明了在吐蕃占領后35年后,敦煌地區的民間契約仍然有使用干支紀年的情況,這至少可以說明,干支紀年在吐蕃統治之前是敦煌百姓常用的紀年方式。
  第三、敦煌地區在吐蕃時期應用的十二地支紀年并不是沿用的“舊習”,相反,正是受吐蕃紀年法,即十二生肖紀年的影響而變化產生的。
  “吐蕃十二生肖紀年法”或“吐蕃紀年法”始于吐蕃民族,是武則天末期由漢地傳入藏區的變異的六十干支表發展而來。約在8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初前后,藏人木雅·堅參白桑根據此法創造了“吐蕃紀年法”。(7)其具體方法是:十干支變為木、火、土、鐵、水并各分陰陽,仍然為十數;十二地支以相應的十二生肖代替;二者相配,仍是六十周期的紀年法。(8)
  但是這一紀年形式在藏區并不流行,現今所見的“吐蕃紀年法”只有兩處:一是《唐蕃會盟碑》(9),另一處是敦煌莫高窟第365窟藏文題記。(10)藏歷專家黃明信指出:“尤有甚者,《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大事編年》記公元650—763年110余年間的大事,寫于金成公主進藏后50余年,紀年仍只用十二動物屬肖,沒有一處,一處也沒有用到陰陽五行表示的天干。”(11)

  吐蕃統治者自己都并不普遍使用完整的“吐蕃紀年法”,而是截取十二生肖來紀年,民間老百姓則可能更為普遍的使用簡便的十二生肖來紀年。“吐蕃紀年法”誕生的時間正好是吐蕃占領敦煌的前半段時間,敦煌地區老百姓也可能受到了吐蕃統治者的規定,去除唐朝的年號,改用“吐蕃紀年法”。自然,他們使用的僅僅是沒有陰陽五行、只有十二生肖的紀年法。而較之河隴其他吐蕃占領區,敦煌地區的文化上對吐蕃的抵抗是最為堅決的,敦煌抵抗吐蕃入侵長達十多年,城陷后,仍然繼續堅持斗爭。如S.1438號《書儀》記載了沙州的玉關驛戶起義,便是一例。在這樣頑強的抵抗中,吐蕃統治者對當地有所妥協,因此在敦煌漢文化傳統得到了較為牢固的保存。因而在紀年問題上,敦煌地區民眾很可能根據舊有習俗,把干支紀年中十二地支與十二生肖相比對,把十二生肖轉化為十二地支紀年。這也正是榮新江先生所說的:“敦煌吐蕃時期的契約,都不用唐朝年號紀年,而采用與吐蕃的十二生肖紀年對應的十二地支紀年。”(12)
  因此,吐蕃時期敦煌便貸契中所見的十二地支紀年是來自于“吐蕃紀年法”,為了實用的便利性,而將其精簡;配合上漢地人民慣用的干支紀年的方式,形成了獨特的十二地支紀年方式。而十二地支紀年的使用可以說是漢文化和吐蕃文化交融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吐蕃統治者對敦煌地區已有文化傳統的妥協。
  第四、歸義軍收復敦煌后,則沒有再出現過使用十二地支紀年的便貸契,而是或用年號紀年,或用干支紀年,而以干支紀年為主要方式。這也說明敦煌地區的傳統是年號紀年或干支紀年,歸義軍恢復了這一傳統。另一方面,也說明唐朝對敦煌的實際控制權已經所剩無幾,便貸契約中已經極少用年號紀年了。
  二、借貸物與出借方的問題
  在借貸物方面,39條敦煌吐蕃時期的便貸契中,有38條的借貸物品是糧食類,只有吐蕃統治末期才開始出現一份布匹的借貸。在出借方方面,有29條的出借方是寺院,占這一時期便貸契的74%。因此敦煌地區在吐蕃統治時期的借貸關系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
  一就是借貸物非常單一,糧食類占借貸物的絕大多數。借貸的緣由多為缺種子下種,其他原因者有:修繕寺院(2件契約)、負債(2件契約)、等價物類(2件契約)。
  等價物類契約中,有一件是因為缺少換取其他生活生產物品的麥粟而借貸。現錄文如下:S.6829背
  卯年(823?)悉董薩部落百姓張和子預取造芘蘺價麥契
  1卯年四月一日悉董薩部落百姓張和和(子)為無種子,
  2 于永康寺常住處取協蘺(芘蘺)價麥一番馱,斷
  3造協蘺(芘蘺)二十扇,長九尺,闊六尺。其協蘺(芘蘺)限四月
  4廿五日已前造了。如違其期,協蘺(芘蘺)請倍。麥
  5一馱,倍(賠)兩馱。恐人無信,故勒此契。卯年四月一日
  6張和和(子)手帖。中間或身東西,一仰保人等代還。
  7 麥主
  8 取麥人張和子年卌一(朱印)
  9 保人弟張買子年廿五
  10 見人汜老
  11 見人康贊
  12 見人齊生
  芘蘺是用荊柳等編織而成的籬笆,主要用起屏蔽、遮障的作用。(13)借貸人張和子向寺院借麥是為了造籬笆。而造籬笆的用料所耗、花費的人工、最后成品的長寬都折合成了麥子的價值。
  另一件等價物類契約是:P.2964背
  巳年(837?)令狐善奴便刈價麥契
  1四年二月十日,康悉杓家令狐善奴為糧用,今于龍
  2 ■ 處便刈價麥一碩六斗,限至秋七
  3月內刈麥一十畝。如主人麥熟吉報,依時請收刈
  4如法菄(束)纟又了,不得為(違)時限。如若依時吉報不來,
  5或欠收刈不了,其所將斛抖,請陪(倍)罰三碩二斗,
  6當日便須佃(填)納。如違,一任擎奪家資雜物牛畜等,
  7用充麥直。其麥亦任別雇人收刈。如身東西不在,
  8一仰保人代還。恐人無信,故立此契。兩共平
  9章,書指為憑。
  10馬明 便刈價人令狐善奴年卅一
  11 保人孫愿奴卅五
  12 保人
  13 見人解善
  14 見人
  15 見人
  16 見人
  這件契約中的出借方“龍”應是指龍興寺。借貸人令狐善奴因為缺糧向龍興寺借糧,而用于償還的是借貸人的勞動力,即到秋天麥子成熟時,為主人(龍興寺)收割十畝麥子。
  可見,吐蕃占領時的敦煌地區,錢幣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糧食類的麥、粟、豆卻經常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角色,用于物品交換,或是工錢的算付。麥粟等作物,不僅是當地老百姓賴以生存的食物,在日常生活中還依靠它們換取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進行其他經濟活動的基礎。
  這與吐魯番便貸契在借貸物品上區別甚大。吐魯番便貸契立約年代較敦煌便貸契早,多是吐蕃攻占之前的文書,絕大部分是舉錢契。(14)這表明吐蕃時期的敦煌是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地區,商品經濟不若沙漠戈壁中的吐魯番地區發達。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此不在本文涉及的范圍之內,因此不予論述。
  就敦煌地區本身而言,吐蕃統治時期的借貸物和歸義軍時期的借貸物差別也是非常明顯的。35件歸義軍時期的便貸契,有31件是有關織物的借貸,占總數的89%;只有4件是借貸糧食的契約,而且均是立于歸義軍統治初期。糧食類借貸的減少,有可能是糧食種子問題在歸義軍時期得到了有效的解決;也有可能是此時敦煌的農業經濟發展不如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但是不管糧食借貸減少是何種原因,可以推想的是,此時紡織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織物在人們日常生活消費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
  吐蕃時期敦煌借貸關系的第二個明顯特點就是出借方的單一。
 在有明確記錄出借方的29件契約中,出借方全是佛教寺院。所記為:某寺、某寺都倉司、某寺都頭倉、某寺佛帳、某寺常住處、某寺僧、某寺佛物處等。這表明在此時期,佛教寺院是敦煌地區極其重要的經濟單位,也是財富聚累的重要組織。寺院中以靈圖寺的借貸記錄為最多,共14條,占寺院出借的48%。
  靈圖寺始建于唐乾封元年(666),吐蕃初占敦煌時,寺僧只有17人,巳年增至37人,戌年(794)有寺戶19戶。九世紀以后,寺僧人數失載,但仍然是敦煌最大僧寺之一。另外所涉及的寺院還有龍興寺、開元寺、安國寺、靈修寺、金光明寺、報恩寺、永康寺、永壽寺。其中龍興寺為著名僧寺,在吐蕃之辰年(788)有僧眾28人,唐末增至50人,后唐同光前后猛增至100人,吐蕃戌年(818)有寺戶不下43戶。開元寺在吐蕃辰年有僧13人,巳年(789)增至21人,戌年(794)有寺戶20余戶,晚唐時有僧、沙彌48人,后唐同光間稍減為38人,此后,寺僧人數失載。靈修寺為尼寺,蕃占之辰年(788)有尼67人,又有寺戶15戶,晚唐有尼142人。報恩寺辰年(788)載僧9名,巳年(789)有僧31人,戌年(794)有寺戶15戶。這些寺院都是建于唐朝統治時期,并且都至宋代依然存在。在吐蕃統治時期,都是比較大型的寺院。安國寺也是尼寺,應于吐蕃占領之初修建,吐蕃巳年(789)有尼29人,戌年(794)時有寺戶6戶為之供役。晚唐時,寺尼增至139人。金光明寺為著名僧寺,也應見于吐蕃統治初年,蕃占之辰年(788)有僧人16名,戌年(818)前后有寺戶8戶為之供役,光化末,回鶻來侵,廟宇被焚。天復元年(901),重修再建,此時期有僧35人。后唐同光(923—926)前后有僧、沙彌62人。晚唐時僧、沙彌增至47人。以上諸寺院在當時屬于大型寺院,他們都有農莊產業、高利貸收入,接受大量的布施,收藏有大量佛典,并有著名僧人于此出家、譯經講學。
  但也不是出現在便貸契中的所有寺院都是氣勢恢宏、經濟繁榮的。比如永壽寺、永康寺建于吐蕃統治時期,吐蕃占領末期或易名或消失。沒有關于二寺院僧尼、寺戶數量的記載,也未見有較大的法事活動或參與世俗的往來。(15)但可見,在吐蕃統治者在政治上對佛教極力推崇。吐蕃統治初期(788)到中期(806),敦煌地區僧尼的增長率達到了146%;吐蕃統治末期僧尼增長率大概在35%左右。(16)佛教寺院的借貸經濟也是處于一個繁榮時期。不僅僅是當時已經非常著名的寺院進行借貸,就是吐蕃統治時期才興建、存在時間不長的寺院也以借貸糧食種子給寺戶或是寺僧的利息收入為其寺院的重要經濟來源。
  到了歸義軍時期,出借方的身份就變得復雜了許多。唐耕耦先生認為:敦煌地區的出借者主要是寺院及都統、上座、法律等上層僧侶,部分下級官吏、以及耆壽。(17)實際上這樣的說法并不完善。歸義軍時期的契約有31件標明了出借方,其中身份如唐耕耦先生所述者有14件,占總數的45%,另外的17件契約則注明了出借者的身份是“百姓”。這些契約中出借方與寺院或僧侶相關的有9件,只占出借方種類的29%,這與吐蕃統治時期出借方全為寺院有很大差別。這就表明,在借貸關系中,吐蕃時期的寺院是絕對主要的出借方;到了歸義軍時期,各種世俗的出借方逐漸成為擠占了寺院借貸的位置,成為出借方的主要形式。
  有學者認為,“吐蕃時期敦煌寺院的經濟實力較歸義軍時期薄弱,即隨著時間的推移,寺院經濟規模在不斷增長。”(18)據姜伯勤先生的研究成果可知,在吐蕃時期,寺院地產收入在寺院經濟結構中占主要地位,而高利貸收入所占比重較小;而歸義軍時期正好相反,高利貸收入大幅上漲,而地產收入卻相應下降。(19)高利貸經濟簡單說就是生息經濟,因此借貸是高利貸經濟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說,吐蕃時期的寺院借貸不如歸義軍時期的寺院借貸繁盛。這與以上統計結果正好相反。
  看似相矛盾的結論,其實并不矛盾,這就涉及到借貸利息率的問題。
  吐蕃時期便貸契顯示出借貸主要由佛寺掌控,這些契約中普遍沒有單立利息率一項,學界對此種情況的解釋不盡相同。余欣認為這就是無息借貸,佛教寺院在其中充當的是救濟的功能。(20)唐耕耦先生認為這種情況不是無息借貸,而是根據當地通行利息率來計算。唐朝官營高利貸的年利率最高時是貞觀時,為100%;(21)此后逐漸下降,到開元二十六年為60%,大歷時期為33%,長慶、會昌年間為48%。(22)唐先生認為民間借貸一般高于官營利率。根據他的統計,彼時敦煌民間通行利率或是出借者規定利率為50%左右。(23)
  歸義軍時期有4件借貸物為糧食的契約,其中有3件(S.5811、北收43背、北殷41背)標明了歸還時的利率。S.5811《乙丑年(905)索豬茍貸麥契》,索豬茍與龍興寺借麥3碩,到秋天應該歸還6碩。北收43背《天復九年(909)杜通信便粟麥契》、北殷41背《癸未年(923)平康鄉百姓彭順子便麥粟契》中借貸人借麥粟各2碩,到秋天還麥粟各4碩,利息率都是100%。
  再看一下這時期最為普遍的貸絹契的利率。有些情況是,借貸何種類型的織物,利息就是一倍此種織物,利息率為100%。如P.3458《辛丑年(941)押衙羅賢信貸絹契》,羅賢信借借生絹一疋,歸還時,“本利兩疋”。更多的契約中以麥粟4碩(石)為利息。麥粟4碩折合多少的利率,要根據當時物價計算。但是便貸契中通常都有懲罰條款,在這些借絹還利谷的契約中,最常見的懲罰就是如若違約就“鄉元生利”。也就是說根據根據地方慣例來計算。而因為“鄉元生利”是具有處罰性的條款,所以其利息率應該是高于當地的正常借貸利率,同時也要低于法定利率。(24)也就是說,“麥粟4碩”是低于國家法定利率的,也就是低于48%。但是織物借貸的周期較短,最短的只有1個月。因此即使是低于48%的利率,不如吐蕃時期借貸糧食的利率高,但是由于借貸周期短,實際上年利率要高出50%,因此借貸織物的獲利是更為可觀的。這也是為什么歸義軍時期寺院為出借方的契約少于吐蕃時期,但是寺院高利貸收入卻更高的原因。
  注釋:
  (1)沙知錄校:《敦煌契約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2)王璐:《<敦煌契約文書輯校>補正》,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07年。
  (3)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匯編考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4)此處稱“條”而不稱“件”是因為筆者把一個編號只包括一份文書的稱為“件”,同一個編號下有多個文書的以“條”稱之。本文統計的敦煌地區吐蕃時期便貸契為39條,其中就有一個編號下有兩份甚至多份契約的情況,因此統一以“條”論之。
  (5)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451頁。
  (6)燕海雄:《敦煌吐魯番借貸契約比較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陜西師范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史,2006年,第17、18頁。
  (7)鄧文寬:《“吐蕃紀年法”的再認識》,《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8)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第454頁。
  (9)《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年,第558頁。“藏歷”條記:“今西藏自治區拉薩大昭寺前保存有長慶唐蕃會盟碑,碑文為藏文,碑中有藏歷與唐歷的對照。碑文中說:‘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長慶元年,即陰鐵牛年,孟冬月十日也。’……故上陰鐵牛年(鐵為金)即為辛丑,與唐長慶元年干支相合。”
  (10)黃文煥:《跋敦煌365窟藏文題記》,《文物》,1980年第7期。題記中用“水陽鼠年”指壬子年(832年),“木陽虎年”指甲寅年(834年)。
  (11)黃明信:《西藏的天文歷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3—94頁。
  (12)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31頁。
  (13)張小艷:《唐五代韻書與敦煌文獻的解讀》,《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
  (14)筆者所參見吐魯番文書中的便貸契來自于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匯編考釋》。
  (15)以上寺院統計均參見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1988年第1、2期。
  (16)楊發鵬:《論晚唐五代敦煌地區佛教在全國佛教中的地位——以僧尼人口為中心》,《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
  (17)唐耕耦:《唐五代時期的高利貸——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文書初探》,《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2期。
  (18)王祥偉:《試論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敦煌寺院經濟發展規模的量化考察》,《蘭州商學院學報》,2009年2月第1期。
  (19)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28頁。
  (20)余欣:《唐代民間信用借貸之利率問題——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契券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
  (21)(唐)杜佑:《通典》卷35,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60頁。
  (22)(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6,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94頁。
  (23)唐耕耦:《唐五代時期的高利貸——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文書初探》。
  (24)王成偉:《略論敦煌吐魯番契約中的“鄉元生利”》,《美中法律評論》,2004年12月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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