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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虛擬化與金融危機的法學思考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5月31日 08:58:16

  摘要:通過對經濟虛擬化趨勢和金融危機頻發的分析和思考。文章認為經濟過度虛擬及對其規制的滯后是危機頻發的主要原因。制定相應規范和監管措施,完善企業產權結構和治理模式。規范中介市場和行為。積極參與和調控全球化進程,雛護轉型期的金融安全和經濟公平。是我國現階段應對經濟虛擬化與金融危機的有效措施。


  關鍵詞:虛擬經濟金融危機法學思考


  中圖分類號:P8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9-081-02


  作者:王育才,賀志亮


  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的一個概念,對其認識有各種不同觀點。一類觀點認為虛擬經濟是基于實體經濟而產生,但又相對獨立運行的一種經濟活動模式;另一類觀點將虛擬經濟視為與人們心理密切聯系的虛擬的價值系統;還有一類觀點認為金融就是虛擬經濟、或至少是其主要組成部分。本文采用上述第一種觀點,認為虛擬經濟是指基于勞動力經濟和資源經濟等實體產業,并與其相對的、以虛擬資產為主導的經濟活動方式,如金融證券、各種金融衍生產品和與黃金脫鉤的貨幣等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但卻創造國民財富虛擬部分的經濟成分。虛擬經濟雖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但卻是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渠道,而且對市場信心有很大的影響。它既有繁榮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一面,也有背離和阻礙實體經濟發展的可能。


  在虛擬經濟中,資本投機逐利的本性得以極度擴張。在期貨、股指、期權、外匯掉期交易等虛擬交易制度下,投機者期望通過市場的不斷波動而得以快速賺取利潤的動機,與管理者期望維護市場穩定發展的愿望是相矛盾的。虛擬經濟日益由產生于、服務和助益于實體經濟,而演變為脫離實體經濟運行并左右其發展周期。馬克思曾在《資本論》第2卷第68頁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資本的本性趨使其不斷尋找新的載體以實現迅速增殖的目的,這樣本身不具有價值、其價值量主要由需求決定的虛擬資產便成為資本快速逐利的最佳選擇。“由于虛擬資本創造過程較為輕易,衍生速度快且回報率較高,因而具有很強的投機性,這樣資本大量滯留在虛擬經濟領域里獨立增殖,再加上當代貨幣的虛擬化使得貨幣與虛擬資本的界限日益模糊,難以對其進行有效控制,就容易產生泡沫經濟。這也正是當代金融危機的爆發更具有潛伏性的主要原因。”


  在經濟虛擬化并日益背離實體經濟的變化中,境內資金在儲蓄、資金和資本市場之間來回搬家,境外游資或虎視眈眈、或快速斬獲于全球化的金融市場;虛擬資本有時猶如脫緩的野馬在市場上肆意馳騁(日益背離和脫離實體經濟的運行)。資本家們認為,既然可以通過虛擬交易創新而以錢生錢,又何必在乎那些辛苦的實體經濟中間環節呢?所以,廣大資本家便絞盡腦汁地開發國民經濟中的虛擬成分,使虛擬經濟“一枝獨秀”,而實體經濟則遠遠滯后。然而,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其未來現金流量(微觀或宏觀的)預期的不確定性、大量投機資金的游弋炒作等,常常導致虛擬資產價格遠遠偏離與實體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水平,導致泡沫經濟的產生,加之信用監控體系的不健全和投資者的“羊群效應”,這一系列的因素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經濟虛擬化與金融危機


  現代經濟中的資本化定價方式和高杠桿資本運營,迎合了經濟虛擬化的需要,虛擬經濟中的定價方式與實體經濟的成本定價不同,其定價中除了成本因素外,更多地包含了折現的未來收入流量,而對未來收益的預期是建立在許多假設條件下的。這樣,虛擬經濟中的資產價格天生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并且與人們的心理、信心、行為偏好等主觀判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市場信心由于某些事件發生而遭受打擊時,未來收益的假定條件便會發生很大變化,預期收入流量甚至會轉變為負數。“以其為基礎的資本式定價方式也將回歸到成本定價方式,這樣經濟的整個虛擬化過程就會出現逆轉,資本的價值增殖載體就會不斷地向低層次的形態回歸。經濟發展也暫時止步。當資本的價值增殖載體回歸到相對以前較低的形態以后,社會在此重建了信心,從而一套新的價值體系得以確立,資本化定價方式開始泛化,資本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擴張過程。”以虛擬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美國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用美元現金買回其他國家的產品和資源,而賣出產品及資源的其他國家再用得到的美元現金購買美國的債券等金融資產,美元現金通過經常項目逆差流出美國,又通過資本金融賬戶流回美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變化是,通過資本金融賬戶不斷回流的美元刺激了美國境內可以炒作的虛擬資本的不斷膨脹,這些虛擬資本包括房地產、股票、債券及其他可以反復炒作的金融資產。”2007年4月,以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破產事件為標志,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次貸危機迅速由房地產市場蔓延到信貸市場,進而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究其原因,經濟過渡虛擬化導致的實體經濟的衰退,以及國際貨幣體系和貿易結構的失衡,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的內部和外部原因。


  金融機構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中的重要參與者,作為企業的它們必然要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其市場地位的特殊性,金融機構的決策和市場行為可能會帶給社會巨大的外部性(或正或負),這就是規制金融機構和虛擬交易的動因和理性基礎。比如主權國家監管部門對金融市場準人、存貸比、利率、匯率、交易規則、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規范,以及國際上巴塞爾委員會對銀行資本金構成、對敞口、違約概率和損失估算的要求。然而,“由于資本不l~i)A實體經濟領域向虛擬經濟領域擴張,整個經濟系統的核心越來越表現為一套價值系統,而資本則反映了一定時期的價值取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它要求打破國家的界限,在不斷地運動中實現價值增值。這樣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兩個明顯的趨勢。……經濟的全球化促進了經濟的虛擬化,而經濟虛擬化的動力則來自于以獲利為動機的資本的擴張沖動,它要求經濟的發展打破國家的界限,走向全球化”


  在經濟全球化和虛擬化擴張過程中,由于法律規制和監管的滯后。投機資本跨境游弋、阻擊、斬獲,謀求在短期內僅靠價格波動而獲得巨大超額利潤。在全球一體化和經濟自由化的鼓噪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各自的立場和目標,在博弈中一時難以形成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監管合作機制。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鑒于國際資本阻擊和金融危機日益頻繁的沖擊,逐漸趨向于由銀行、證券和保險的分業監管向統一的金融綜合監管發展,以便協調行動應對金融危機。


  三、應對經濟虛擬化與金融危機的法律分析


  經濟虛擬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給處在轉型期攻堅階段的中國提出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從法律的視角看,為穩定金融和經濟秩序,保障經濟安全與可持續發展,我們應當從以下方面著手應對經濟虛擬化和金融危機。


  第一,加強對虛擬經濟的規制,保障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經濟虛擬


  化給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的規則和制度提出了新的問題,并將推動其變革創新。不斷防范和化解虛擬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風險,大力提高實體經濟運行質量,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發展的“度”,實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對此,我們有必要通過對相關會計準則、交易規范和法律法規的完善,規制成本化定價的范圍和方法、虛擬經濟的發展目標和交易方式、跨境資本交易的程序和監控,完善資本市場運作機制,維護社會安全和經濟有序發展,使虛擬經濟的發展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繁榮和社會轉型。


  在我國現實社會二元結構和環境資源的約束條件下,轉型時期相關法律制度必須將改變二元社會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特殊的歷史使命。例如在農村金融領域,我國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分散和小規模的經營實體,在資金融通方面缺乏規模效益和競爭能力,由此導致的正規商業金融組織自1997年先后退出農村。從社會轉型和長遠發展來看,如能通過法律和政策的引導和金融保險等制度性激勵,通過疏通渠道吸納社會流動性“灌溉”到急需資金支持的農業等薄弱實體經濟領域,將促進農業的升級換代、農民的致富和農村的發展。這將對我國社會轉型、農村消費市場的培育和增長方式的轉變產生巨大的支撐和牽引。


  第二,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引導金融運營模式的變化。我國目前的金融運營體制已呈現出分業下的混業經營趨勢,而監管卻是鮮明的分業監管構架。隨著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邊界的模糊,提供類似金融產品的金融機構由完全不同的主體來監管,就會產生監管要求、方式甚或目標在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差異或摩擦。比如2008年10月份為刺激消費在各銀行出臺具體房貸辦法時暴露出的人民銀行與銀監會監管的失諧和職能的矛盾。現已形成的“一行三會”(人民銀行,銀行、證券和保險監管機構)金融分業監管體制,與經濟虛擬化背景下金融的混業運營模式已不相適應。這種監管體制既不利于金融法的整體框架設計、金融創新和提高監管效率,也容易造成對金融機構多頭監管、監管功能盲區和成本疊加。


  未來改革方向,可先行在此監管模式上通過強化監管協調,統籌社會整體利益與不同投資者的利益,加強信息披露的監管,增強金融市場交易透明度,調控資本市場和資金市場以及虛擬經濟與實體經的匹配。然后,逐步實行由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由簡單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的轉變,形成合理有效的監管規范、標準、預警系統和風險防范體系。


  第三,以國情為基礎,不斷探索新的企業產權結構和治理模式。企業治理模式被定義為一套保護外部投資者免予內部人盤剝的機制。然而,在資本化定價的基礎上,人們的行為產生了各種異化,在現代企業制度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框架下。絕大多數所有者(股東)更多地關注短期獲利而不再是企業的長期發展。經濟虛擬化使得經營者在私益和外部歪曲壓力下的機會主義行為,更加具有動機和渠道便利。如此導致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經營者與內部財會人員和外部中介組織合謀,誤導、造假、提供虛假信息的欺詐行為層出不窮,大張旗鼓的做市、造市和以強凌弱行為也時有發生。有些情況下人們很難判斷,這究竟是對外部投資者的保護呢,還是對他們更大程度的傷害?歐陸法系的傳統法人理論視公司的團體人格為組織載體的基礎,是調整公司成員間相互關系而確立的諸多法律規則的條件。而重視企業組織財產運作的英美法系的法人理論認為,法人制度不過是為了賦予企業組織獨立的人格而在法律上擬制的產物,促進資本增值才是其首要目標,公司的法人資格不應受公司成員人數和相互關系左右,而應以資本增值為核心。


  在我國。一方面,傳統上的家族式企業,于現實社會中仍然普遍存在;另一方面,轉型期間大量國有企業改制為公司制,但實際生活中國有企業情結依然根深蒂固。金融機構“傍國”、“壘大”、歧視中小企業的經營偏好,是有其深刻社會根源的。鑒于在虛擬經濟環境下傳統企業產權結構和治理模式暴露的缺陷一時難以克服,大型股份制企業中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問題有必要根據國情從不同視角重新審視。我們要研究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和領域中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治理模式的特性和實用性,設計和規范不同類型的企業制度以適應不同的需要,不能搞一刀切。農村金融領域的改革實踐就是很好的例證。


  第四,規范金融中介組織和中介市場,最大限度地抑制發展虛擬經濟的負面效應。為虛擬經濟提供服務的投資顧問、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房地產中介、資產評估和信用評級等機構,即是虛擬經濟的助推器。又是相關規則的執行者。要適應虛擬經濟的發展需求,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準則、行業自律以及社會監督機制,規范中介市場和中介行為,從制度設計上保證中介組織能獨立、客觀、公正地執業,促使其遵守誠信、勤勉原則,維護健康的社會信用關系,盡力縮小虛擬經濟的膨脹空間。


  第五,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監控,適時調控全球化步伐。全球化和金融市場開放意味著外國資本進出國門更為自由,境外熱錢游弋的便捷、外國金融機構道德風險等機會主義行為也會隨之發生。大量境外游資在其本國資產高估或經濟下行使資本收益率大幅下降時,便會蜂擁至新興市場國家。追逐超額資本利差。國際游資的蟄伏潛人和突然撤離均會給主權國經濟穩定形成沖擊。人世后僅在2004年,就有大約1151)--1200億美元規模的國際游資,因為賭人民幣升值而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中國在1997年和2007年兩次國際金融危機中,避免了危機對本國經濟和社會造成巨大沖擊;這不是因為我們的金融運營和監管更有利,而是得益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未完全開放和政府有很強的直接干預能力。以往的經驗證明,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及時監控,密切注視國際投機機構的動向。要根據國情的發展變化和國際游資的發展動向適時調控全球化步伐,走有中國特色的發展與合作之路。


  經過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正在經歷重大重組,我國應積極參與國際聯合救助和相關規則制定,爭取在構建新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中有更多話語權。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會改變,但增長方式有待轉變,金融國際協調監管合作渠道和方式有待發展,資本跨境流動和運營的新方式尤其要關注,全球化進程調控的靈活度也應加強。


  四、結語


  總之,虛擬經濟背離實體經濟的發展及缺乏對其有效規制是金融危機頻發的主要原因。制定和完善相應法律規范和監管措施,改進企業產權結構和治理模式,規范中介市場和中介行為,積極參與和調控全球化進程,維護轉型期的金融安全和經濟公平,是我國現階段應對經濟虛擬化與金融危機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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