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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環境中的風險傳播---基于風險社會視域下

作者:第一論文網 更新時間: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摘 要: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我們逐漸步入風險社會,而新媒體的發展使得我們在風險傳播中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和特點,公眾利用新媒體平臺參與到風險傳播之中,新媒體對風險的放大與呈現,新媒體推進了協商民主的進程等等,使得我們對新媒體環境中的風險傳播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新媒體; 風險傳播; 風險放大; 協商民主
根據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于1986 年出版的《風險社會》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概念。而風險社會,則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社會里,由人類實踐特別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導致的各種全球化風險和危機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存在著根本性的嚴重威脅。與此前相比,風險在規模、性質、程度等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而在基本特征方面把當前社會與此前的社會根本區別開來。貝克所指的風險主要有四個特征:第一,潛伏性與不可辨識性,風險是不易被感知的。第二,未來性,風險影響的人群不是當代而是我們的后代。第三,整體性,風險各部分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具有整體性特征,謀求單獨的,個體的解決方法必然徒勞無功。第四全球性,現代風險出現在地理上特定的區域,同時又是非特定的,普遍的,其影響具有全球性,其形成有害影響的曲折途徑又是不穩定的,不確定的和不可預測的。
由此可見,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新媒體技術的發展,風險已經超越了某一個人,某一個地區及某一個領域,而是波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方方面面影響著我們的生活,通過媒介接受信息對風險進行規避以及制定規避風險的決策,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須。
1 風險傳播的定義
風險傳播的概念來源自20世紀末期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1)風險傳播即是在個人、團體、機構間交換信息和意見的互動過程。它不僅僅與風險相關,還包括了風險性質的多重信息和其它各種信息,這些信息則表達出了對風險信息或風險管理合法的、機構的安排的關注、意見和反映。(2)風險社會則構成了傳媒的傳播語境,傳播風險,應對風險傳播成為傳媒重要的一項功能和任務。
2 新媒體成為公眾參與風險傳播的新興平臺
而隨著互聯網和數字新技術的發展,新媒體也隨之蓬勃發展,而所謂的新媒體即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如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手機短信、移動電視、網絡、桌面視窗、數字電視、數字電影、觸摸媒體等。而相對于報刊、戶外、廣播、電視四大傳統意義上的媒體,新媒體被稱為“第五媒體”。在傳播方式上新媒體相對于舊媒體消解了傳統媒體之間的邊界,消解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社群之間、產業之間的邊界,也消解了信息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邊界,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
而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新媒體也成為公眾參與風險傳播的新平臺,在汶川大地震中,第一個發布地震消息的,正是百度貼吧的一名網友。同樣的,在2008年4月10日,一位網名叫“水嬰”的26歲年輕人,將一條題為“抵制法國貨,從家樂福開始”的帖子,發布在“貓撲”上,隨后網絡眾多BBS出現家樂福股東是達賴捐助人的傳言和號召全國網友抵制家樂福行動的跟帖。此事件最終以政府出面干預而結束。在新媒體背景下,公民新聞開始風行,并且在公民新聞中,媒介把關人的角色逐步被淡化。新媒體技術的發展重構了以往在風險傳播中由權威媒體向公眾發布信息的傳播模式,從一點發散轉變為點對點之間以及多點之間相互發散的模式,從而消解了信息發送者與傳播者之間的界限,信息傳播的過程則是開放的,在《風險社會》一書中,貝克認為風險的“社會建構”過程是由各方勢力與利益彼此競爭的過程,是一種開放性的政治過程,貝克主張科學理性必須接受社會理性的批判、監督和競爭,讓帶有風險性的科學發展議題在公共領域中接受公開論辯與協調,公民也在參與公共討論的過程中自我成長。在新媒體技術發展的環境下,公眾參與風險傳播成為可能。
3 新媒體在風險傳播過程中的風險制造與放大
在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中,我們每天所接收到的信息越來越多,我們根據這些信息形成的關于這個世界的種種看法,但是我們的這些看法并不來自于直接的經驗,而是來自于大眾傳播媒介給我們營造的擬態環境,進而使我們按照從這一擬態環境中獲得的信息去理解與想象一個現實的世界。所謂的“擬態環境”,即是傳播媒介通過對典型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重新加工,重新結構化之后向人們提示的環境,然而,由于這種加工和結構化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因此,通常人們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真實環境本身來看。大眾傳播雖然提示的是擬態環境,與現實中的環境之間有很大的差距,但由于人們是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采取行動的,這些行動如果作用于現實環境,就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以至于人們已經很難在兩者之間做出明確而清晰的區分。因此媒體在風險傳播的過程中,對相關風險的報道與選取使得受眾感知到風險的本身也即是一種風險的呈現與建構。
在新媒體技術發展的今天,新媒體給我們帶來了一系列革新,重構了傳受者之間的關系,并且使得信息傳播速度無限加快,就像約翰•湯普森所認為的那樣,新媒體技術改變了社會生活的空間和時間組織,創造了行動和互動的新形式以及運用權力的新模式。新媒體構織的新型文化生態對現代風險的性質、社會條件以及由其產生而來各種制度帶來了一系列轉型性的后果。為風險跨領域、跨時空、跨邊界擴展,災難事件與社會、文化、制度、公眾心理的互動和疊加提供了可能性及途徑。并且,新媒體技術本身也演變為一股建構現代風險的重要力量,影響公眾的風險感知及風險行為,可能造成新的社會、文化或經濟后果,而在此環境中,如果議程設置不當,并且在新媒體環境下,由于新聞把關人的缺失,相關風險信息通過手機,互聯網等新媒體的傳播,使得風險信息被無限的放大。具體的例子如2011年3月15日,因為日本核電站泄漏事故,杭州市一名網友在網絡上散播謠言稱日本核輻射會污染海水導致以后生產的鹽都無法食用,而且吃含碘的食用鹽可防核輻射,一時間引起一些市民瘋狂搶購食鹽,一些不法經銷商乘機哄抬價格,牟取暴利,群眾反映強烈,引起了整個社會的恐慌和不安。
4 新媒體在風險傳播中對協商民主的推進
協商民主理論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強調了公民是民主的參與主體,應當積極的促進公民對于公共事務的參與。并且公民的這種政治參與不應當局限于投票、請愿、陳情或者社會運動,而是應當在公民充分掌握信息、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對國家的公共政策進行公開討論,提出可行方案或意見。其前提是承認社會利益多元化、異質、分散的現實。而協商民主的過程即是在多元社會現實的背景下,鼓勵包括公眾在內的不同利益主體參與對話,進行理性的論辯和說理,以此來支持某種選擇性的方案和決策,就國家的相關決策和立法達成共識和一致,并且使國家的決策過程和結果得以合法化的過程。協商民主的核心要素則是協商與共識,其結果是要達到多元統一。在廈門PX事件中,當地民眾為了維護自身合法利益,通過QQ,BBS,互聯網以及手機短信等新媒體平臺,充分表達了自身訴求,地方政府,學者,以及當地民眾之間圍繞著廈門PX項目展開了一場博弈和較量,最終使得廈門PX項目緩建,民眾利用新媒體平臺公眾通過他們的反對意見表達了他們參與社會治理和管理的意見,重新定義了他們授予政府的權力,以此來排除許多有關潛在危險的政策。在風險傳播中強調公眾的參與,不僅使普通民眾在風險治理上有了話語權,也提升了民眾自身在政治領域的分量,進而達到了風險民主治理的目的,與此同時也使的風險的責任分配更為民主而且平等。在當今世界,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發展,我國已經逐步步入風險社會,我們既要認識到新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優勢及長處,也要認識到新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諸多不足例如新媒體對風險信息的放大,同時在新媒體推進協商民主方面也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并且充分發揮新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烏爾里希•貝克. 何博文,譯. 風險社會. 譯林出版社,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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